首先，政府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时要科学判断危机或事故的责任归属，危机是否在政府内部的可控范围之内，是否与政府自身密切相关，只要在政府的可控范围内，政府就不应当将其归咎于外部原因，而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在此感谢导师胡弘弘教授和答辩委员会的指点，当然，文责自负。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

[18] 一些人权要求国家的积极作为，即国家有义务以其当前可供利用的资源，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才能达成这些权利的实现和享有，这就为国家设立了保障和促进这些人权的义务。[10]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5页。具体教育行政行为则指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委托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行使职权，针对特定对象和特定事物所实施的影响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一次性法律行为。[11]参见苗连营：《公民受教育权实现中的国家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12]详请参阅杨成铭：《受教育权的促进和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230页。

但是，对于已经接受《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受教育权的国际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批准或加入保护受教育权的国际公约的国家而言，其承担义务的范围还必须扩大到保障国内受教育权体系的完整性，即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积极广泛地创造国内条件开办各类教育，以满足公民的受教育之需。五、延伸层面：受教育权的国际法保护 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出现之前，教育主要是父母和教会来操作、进行的。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当然，这里的依法，既包括依国家法律，也包括依社会法，依软法。其三，社会组织的职能应通过其组织章程加以规范，有些社会组织的职能还要受国家法律的直接规范，如律师协会的职能要受《律师法》的规范。[9]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实践中，发生争议、纠纷的社会成员往往追求的并非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正义的结果，而是双方能够接受的结果。

[14]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五部分。（三）社会监督机制和解纷机制建设 建设法治社会，在解决了社会主体问题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问题以后，接着还必须解决社会主体行为监督机制和社会争议、纠纷处理机制问题。

建设法治社会首先要培植社会组织，培植公民社会。[8]因此，本文探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治社会建设问题，就不能不同时讨论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执政党建设的关系。社会组织的持续性决定了其成立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定条件，遵循相应的法定程序。笔者对这部分的内容做了若干分析和解读。

所谓目的共同体，意味着其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为设计。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如果执政党自己的各级组织、各级党委不实行法治，不依法执政而任性执政，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无疑会落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解纷机制建设，需要正确处理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关系。

[6]因此我们在讨论了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后，有时还会进一步单独讨论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关系。同时，行业协会将率先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将允许一业多会，允许跨地域组建等。

否则，将可能促退而不是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条例》发布至今已经近二十年，虽然它在对社会团体进行规范化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中许多内容因受时代的局限很不适应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

而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需要法治国家供给。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治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的背景下，《条例》的很多其他规定对培植、发展社会组织也构成了明显的障碍。关于此二者的关系，笔者认为，法治执政党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同时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法治社会建设是推进法治执政党建设的促动力。对于这种关系，我过去在相关论文中曾有这方面的讨论和论述，故本文不再赘述。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法治社会建设中可能发生的争议、纠纷以主体为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类：其一，社会成员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争议、纠纷。

凡是权力，就必须有监督、制约，否则，同样可能产生腐败（如中国足协就曾经产生过严重的腐败）。为此，必须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促进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生长、发展，提高其参与国家法制监督的能力。

这些规范即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硬法。其四、社会组织成立以后，其运作和发展同样要受硬法和软法的约束和规范。

[15]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中国要科学发展，必须推进法治。这就决定了社会纠纷的解决不一定必须诉诸国家司法机关，也不一定必须依照国家硬法来裁决。

之后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筹备申请。本文专门探讨法治社会建设。其三，培植全社会的法治环境。这种人为设计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它们必须具有特定而明确的职能。

执政党与法治社会的关系亦然：党领导人民建设了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就必然推动党自身进一步法治化。[16]本论文这一部分参考和引用了笔者与本中心刘刚博士合作撰写的，向一个学术论坛提交但未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论法治社会建设的若干问题》中的某些观点。

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从而使足协的腐败滥权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要充分有效地发挥软法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社会的作用，我们有必要改进和完善软法，使之进一步正当化、规范化和系统化。我国当下法治社会建设常见的软法规范的法源形式主要有五：一是各种社会共同体的章程。

然而，纠纷的解决与正义的判定是两个问题，纠纷的解决并不要求必须对正义的问题给出明确回答，反过来说，对正义问题的明确回答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纠纷的平息。其二，法治社会需要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支撑，而相对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赖法治政府的保障。四是建设法治市场，促进经济、文化活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有培植和生长出充满生机、活力的，能承担与国家公权力相对应的社会公权力，并对国家公权力能加以适当制约的非国家、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才可能谈得上建设法治社会。

社会解纷机制可分为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在法治社会整个解纷机制中有着其他解纷机制不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但就政治意义的国家而言，法治中国则不等于法治国家，而是包括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重要的作用。至于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律师、公证、法律鉴定、检验、法律顾问、法律援助等多个类别和环节。

其二，法治国家建设有赖于法治社会建设为之提供一定的协助治理机制。其四，法治社会公民自治主体的生长、发育需要获得政府的宽容、支持和保障，而能宽容、支持和保障公民自治主体生长、发育的政府只能是法治国家的法治政府。